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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解释属于

当然解释属于篇1: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及过程

? ? 我国学术界目前对当然解释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当然解释中当然的推理依据还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总结我国学者们对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主要有三种:形式逻辑、规范宗旨和事物属性。对于这三种推理依据只具备一种即可还是三种必须同时具备,学者们的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当然解释的依据只要具备形式逻辑或事物属性中的一种即可;还有学者认为,当然解释之当然是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相统一,二者缺一不可,事理上的当然是指合乎常理的推论,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被解释的事项被解释的概念所涵摄。只有事理上的推理,而没有逻辑上的演绎是不能被当作刑法的当然解释的。 ? ? 首先,笔者认为形式逻辑并不能作为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形式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解释的概念与被解释的事项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或递进关系。但是根据这种形式逻辑所得出的推理结论并不需要当然解释的理由作为支撑。一、种属关系,种属关系是指解释的概念包含了被解释的事项,属概念是种概念的下位概念,那么解释的事项就是解释的概念的下位概念,这种将种概念本身含义就包含的属概念解释进种概念之中,属于文理解释,并不存在当然解释。例如将我国刑法规定的“不适用死刑”解释为“不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看似属于当然解释,其实不然,因为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它是死刑中的一种执行制度,死刑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属于种属关系,这属于文理解释;再如,故意杀人罪中规定的“故意杀人的……”中的“人”解释为女人,这也不属于当然解释,因为对“人”的下位概念的一种分类就可以分为男人和女人,人和女人属于种属关系,对人进行文理解释,自然包括女人。所以这种属于种属关系的解释属于文理解释,跟当然解释并没有关系。二、递进关系,概念之间只具有传递性,而并不存在所谓的递进关系,譬如“俄罗斯比加拿大大,加拿大比美国大,那么俄罗斯比美国大”。即使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传递性,就能根据符合形式逻辑的两个概念间的推理作出当然解释?例如法律禁止垂钓,那么撒网捕鱼行为比垂钓行为危害性更严重,并且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传递性,那么在法律上就一定能合乎逻辑地推理出更为严重的撒网捕鱼行为就当然为法律所禁止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概念之间的传递性与当然解释的推理逻辑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无法通过概念传递性之间的联系来符合形式逻辑地推理出当然解释想要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在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形式逻辑”。其实,上述学者所谓的两种概念间的递进关系,实质上是指两种概念的事物属性相同,一种概念是在另一种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如法律将一种预谋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在这种预谋行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实行行为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预谋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属性是相同的,如果没有预谋行为,相应的这种实行行为也会不复存在,这种实行行为就是从预谋行为发展而来的,而且比预谋行为的危害性更加严重,所以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实行行为,也当然应该作为犯罪处罚。这种所谓概念间的递进关系实质上属于事物属性的范畴,而非形式逻辑。 ? ? 其次,作为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事物属性和规范宗旨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属性,换言之,“之所以‘能够\\’得出当然解释结论,是基于事物的属性;之所以‘应当\\’得出当然解释的结论,则是基于规范的宗旨”。正如台湾学者杨仁寿所言,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有目的的,对法律的解释不仅不能偏离其立法宗旨,更应该以贯彻实现立法宗旨为目标。立法宗旨是个别规定或多数规定所要体现的基本价值判断。个别规定的立法宗旨相对具体,而多数规定的全体立法宗旨则相对抽象。个别的立法宗旨是实现全体立法宗旨的手段,从而实现完整的立法目的。如果法律为实现个别立法宗旨而作出相应的规定,而某一事实虽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符合这一立法宗旨,甚至比法律规定的事项更为严重,那自然可以适用这一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当然解释。由此可见,当然解释是根据规范宗旨而进行的目的性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根据当然解释的这一宗旨进行的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并不是对行为轻重的单纯比较,而是实现法律规范的宗旨。“就像扩大解释是以公民的预测可能性为限,当然解释是以立法宗旨的预测可能性为限。”例如,对正在进行中的严重暴力型犯罪,实施防卫行为,即使没有致使不法行为人伤亡,只是剥夺了不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当然也属于正当防卫,因为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 ? ? 然而,如何正确界定立法宗旨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其依据又是什么呢?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的,事物的属性才是“能够”得出当然解释结论的依据,那么判断立法宗旨的依据也当然是事物的属性。事物的属性是指基于事物本身包含的内在因素,使其在解决某一问题时令当事者非同意不可的、不可辩驳的内在力量。比如,垂钓捕鱼和撒网捕鱼,两种行为的属性相同,都是捕鱼从而使鱼减少的行为,即使具体的行为方式不相同,既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垂钓,根据事物的属性,其立法宗旨是保护鱼类,而更为严重的撒网捕鱼的行为当然更要被禁止。 ? ? 所以,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是规范宗旨和事物属性,即当然解释的依据是规范宗旨,规范宗旨的依据是事物属性。

当然解释属于篇2: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

  内容提要: 所有的解释学都是对文本加以理解的技术,一切法律解释都必须基于文本规范。当然解释是在刑法规范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事理之当然与逻辑之当然的统一为解释依据的刑法解释方法。当然解释所追求的个案实质正义与罪刑法定原则暗含的形式正义价值内核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张关系。但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不同,其依然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进行的刑法解释,案件事实在刑法规范中存在“落脚点”是当然解释成立的关键,其以待解释事项能够包含在刑法规范的语义之内为限。   关键词: 刑法,当然解释,限度   刑法解释学在当下中国刑法学发展中正在蓬勃发展,围绕刑法解释的方法也层出不穷,其中“当然解释”的方法历来备受推崇。而我国当前刑法中,特别是在教义刑法学解释中,似乎有泛化之嫌疑。其与类推解释的关系以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如何把握,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解释不能想当然,否则就有破坏罪刑法定主义的危险。   一、当然解释的概念及其展开   对于当然解释,不同学者对其概念的阐释略有不同。有学者认为,当然解释本身为刑法解释提供一种理由,其“是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亦即,在所面临的案件缺乏可以适用的法条时,通过参照各种事项,从既有的法条获得指针,对案件适用既有法条的一种解释”。{1}还有的学者认为,当然解释是指刑法条文表面虽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已包含于法条的意义之中,依照当然解释的道理解释法条意义的方法。{2}而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学者则将当然解释界定为,“刑法法规虽未明文规定,但根据法规的宗旨,其行为事实比法律所规定的更有适用的理由,而直接适用该法律规定的解释方法。”{3}上述三位学者对于当然解释的界定表面上看起来差异并不大,然而仔细推敲,三者之间还是略有不同的。而概念之间细微的差别往往蕴含着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会随着概念外延的展开而逐渐放大,所以寻找、比较和分析这些差异是我们借鉴和发展他人学说的必由之路。由此,上述概念界定的细微差异也正好映射了当下理论界认识和运用当然解释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关于当然解释的性质。上述第一位学者将当然解释视为刑法解释的理由,而后二位学者则认为当然解释是一种解释方法。“解释理由”与“解释方法”之间的差异犹如“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别。解释理由只是说明某一法条“应当”适用于某一案件事实,或者说某一案件应当按照某一法条进行定罪量刑。当然解释本身即为某一法条的适用提供一定的根据,但这一根据是否充分到得出一个确定的“实然”的解释结论则在所不问。例如,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是抢劫罪的加重犯。依据上述第一种观点,则真的军警人员抢劫由于侵害的法益更加严重,其“当然”“应当”适用抢劫罪加重犯的法律规定,直接在抢劫罪加重犯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然而,这种基于一定“理由”的法条的“应当”适用,是否符合刑法的其他规定则不是当然解释所能包含的内容,而需要在当然解释之外进一步考察。相比之下,后两位学者的观点则将当然解释视为与扩大解释、缩小解释、目的解释等刑法解释方法处于同一位阶的刑法解释方法。运用当然解释所得到是“实然”的解释结论,而非一种处于中间状态,尚需进一步考察解释可行性的“应然”的解释理由。面对当下教义刑法学中当然解释运用不断随意和泛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在“应然”的维度言说事实与规范的对接对于司法实践中刑法规范的准确解释和适用并无多大裨益,将解释的视角重新拉回到实然的层面或许会使讨论更具现实意义。毕竟刑法解释更多的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在适用刑法时,作为认识主体的法官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刑法文本与法律事实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活动”{4}。刑法教义学中的刑法解释也应当是时刻围绕刑事司法实践展开的,而不应是漫无边际的、想当然的。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无论是规范行为者还是规范裁判者,对法律文本最终只能有一个被“公认”为正确、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否则就无法规范行为,也就无法裁判。{5}当然解释与扩大解释、缩小解释、目的解释一样,也是刑法规范的一种解释方法,其有自己的适用前提和解释依据,并且同样指向一个明确的解释结论,即法律适用。   第二,关于当然解释的适用前提。上述第二位学者认为,当然解释是在刑法规范对于待解释的事项没有“明示”规定的情况下适用,而第一、第三位学者则认为当然解释适用的前提的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众所周知,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刑事古典学派认为,作为近现代刑法之根基的罪刑法定主义的锋芒所指正是封建法律的不明确性和含混性,其基本要求便是刑法规范必须“意思确切,文字清晰,不容稍有混淆”。{6}然而,刑事实证学派将绝对的、形式意义的罪刑法定从概念的天国重新拉回到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刑法的明确性也得到了重新的认识,我们逐渐发现,刑法条文的某些文字的文义并不是非常清楚明确、毫无争议的,因为文字的含义一般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点,而是一个意义域。{7}一方面,文字所传达的意义有时本身就不唯一。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的意义是读者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赋予文字的,而不是文字或词语的自然产物”,{8}面对同样的法律文本,不同的法规适用者可能出现不同的解读。另一方面,成文刑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决定了规范的明确性是相对的。在成文刑法中,某一法条可能是一类犯罪行为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在我国刑法中,在这种框定犯罪构成的法条中,既有对该类犯罪行为罪质的界定,也有罪量限度的要求。对罪质的界定暂且不论,仅是罪量限度的要求即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明确。正如有学者所言,不论学者们对于该类犯罪构成中的定量因素研究得多么深入、彻底,也不论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将这些定量因素规定得多么细致、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根据模糊论可知,人们不可能将这些定量因素限定为一个个确定的“点”,而只能是一段相对确定的数量“区间”。{9}考虑到刑法规范具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如果说刑法条文没有“明示”或“明确”规定尚且可以认为某事项在刑法条文中没有被确切而明白的加以显示,处于一种隐而不显的状态,抑或如陈兴良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法律明文规定不仅指法律的字面规定,并且指法律的逻辑包括。{10}如果说在罪刑法定原则逐渐由绝对化走向相对化的今天,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某一法条适用于待解释事项尚且可以认为是打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擦边球”。那么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则直接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笔者认为,无论是当然解释还是其他的法律解释方法都是对法律条文含义的阐明,其解释对象即为法律条文本身,解释从开始到最后得出结论,都以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很难想象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当然解释能够得以运用。当然解释的适用前提理应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亦即当然解释仍然应当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大前提下展开,而非是对该原则的突破。   第三,关于当然解释的依据。学界对于当然解释的依据同样存在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当然解释之当然,是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事理上的当然是基于合理性的推论,而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解释之概念与被解释之事项间存在种属关系或者递进关系。仅有事理上的当然,而无逻辑上的当然,在刑法中不得作当然解释。{11}而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当然解释只是提供一种解释的理由,而非指向之中确定的解释结论,所以刑法中仅依据事理上的当然即可做出当然解释。{12}还有学者或认为当然解释的当然依据是法律规范宗旨的预测可能性,其具体判断标准是事物属性及人的理性,{13}或认为当然解释是依据刑法规范的目的、事物属性和形式逻辑所作的合理解释。{14}纵观当下各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学界认为的可以当然解释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为形式逻辑;其二为事物属性;其三为法规宗旨。首先,形式逻辑应当是当然解释的依据。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其认为概念之间的递进关系并不存在,而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则属于文理解释的范畴。{15}对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只有当概念间存在包含关系时才可适用当然解释。例如,《刑法》第219条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的,处……,(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则抢劫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虽然不属于利用盗窃、利诱、胁迫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其比盗窃、利诱、胁迫的方式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性质更加恶劣,所以其“当然”可以包含在该条“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概念之中,这即是该法条“当然”适用于此行为的依据之一。而这并非是运用“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适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16}的文理解释。将形式逻辑之作为当然解释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限制当然解释的适用范围,防止当然解释的随意和泛化,使当然解释同样具备严格解释的品格。与民事法律解释的自由化运动不同,刑法解释更倾向于严格化。刑法解释是一项决定他人命运的实践活动,解释范围的随意扩张会直接侵害他人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任何刑法解释方法都具有严格解释的品格,即“苟律无明文,即不得深文罗织,以无为有,以轻为重,不然,类推论断,好恶随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故类推解释殊非刑法所许”。{17}其次,事物属性也同样是当然解释的依据。这一点为学界多数学者认同,正是待解释事项与法条类型化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某些属性上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8}才为当然解释保留了适用的空间。最后,规范目的并非当然解释的适用前提。规范目的,或者立法目的是目的解释适用的依据或方向。即使在目的解释内部,规范目的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模糊的,在解释的过程中难免会融入解释者个人的价值判断,然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在严格解释的语境内应当越少越好。所以笔者认为,规范目的并非当然解释的依据,当然解释倘若以规范目的为风向标,其也便难免会流于形式,从而汇入目的解释的范畴。   综上,就当然解释的依据而言,笔者认为,“当然解释之‘当然\\’应当是形式逻辑之当然与事理之当然的统一”的观点更具合理性。事理上的当然只能提供一种解释的理由,惟有同时存在逻辑上的当然时,方可对法条进行当然解释。形式逻辑之当然与事理之当然对当然解释的适用构成了形式与实质、法理与事理的双重限制。从而有效限制了当然解释的适用范围,保障当然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二、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   (一)当然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冲突及表现   当然解释是在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待解释事项当然包含在规范的法意之内时,根据当然的道理适用法律规范的情形。在当然解释中,为了寻求个案的实质正义,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成为了法条适用的关键。当一般的、抽象的形式正义遇到个别的、具体的实质正义的时候,取舍之间的价值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努力在“框”的范围内实现当然解释意图追求的实质正义,但现实中并没有真切的“框”加以参考,有时为了个案的公正,解释者也会追寻“当然的道理”在“框”之外去实现所谓的实质正义。这样的当然解释在当今的规范教义学解释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有进一步泛化的趋势。   例如,根据《刑法》第329条的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应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窃取要求的前提下超出了抢夺、窃取的要求,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为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19}又如,根据《刑法》第262条规定规定,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则对于抢劫或者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拐骗儿童罪中的“拐”也不应限于和平的方式,而是应该包含暴力、胁迫等非和平方式,暴力抢夺儿童行为属于拐骗行为。{20}再如有学者认为真的军警人员抢劫直接适用《刑法》263条抢劫罪“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加重情节处罚。{21}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将“抢劫”解释为“抢夺、窃取”,或者将“抢劫、抢夺”解释为“拐骗”,或者将“真的军警人员抢劫”解释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姑且不论这些解释在事理上是否存在“当然的道理”,仅从解释的形式规格上,即这些解释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恐怕就不无疑问。罪刑法定的“法定”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22}而刑法分则规范是犯罪构成的表述,犯罪构成是类型化的犯罪行为。以侵犯财产犯罪为例,根据行为人取得财产方式的不同,分为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侵占罪等罪名,每一种罪名都是一类财产性犯罪,我们不能将抢劫财产类行为解释为盗窃,这是因为:一方面,两行为类型间存在质的差异,而不存在前者在满足后者条件的基础上,超出后者的行为要求;另一方面,将抢劫类犯罪解释为盗窃,会破坏犯罪构成对行为类型的定型,使刑法的适用出现混乱。即使文字的语义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点,也没有理由将“真的军警人员抢劫”,解释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在罪刑法定的“框”之内。   综上,当然解释应当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是当然解释所追求的个案实质正义与罪刑法定原则暗含的形式正义价值内核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张关系。当然解释要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内,在“框”之外,无论存在多么美好的目的,也不可以解释之名,行罪刑擅断之实。   (二)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不可两立”的特点   所谓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事实,援引相类似的条文而作出的超出该条原意范围的类比阐明。一般认为,类推解释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解释的事实必须是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事项;第二,类推解释的实质是以类似性为中介而导出的自一般向个别的推论解释;第三,解释的结果超出法律条文规定的原义范围。{23}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类推制度的相关规定,但由于与19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而被禁止适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刑法解释中依然存在类推解释的适用空间,这种类推解释以法条中存在某种抽象的、笼统的概括式的规定为前提,如“其他方法”。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其他方法”是成文刑法立法技术的表现,其是一种兜底性的规定。如《刑法》第114条、115条中“以其他危险方法”,即为立法者在列举了“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4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后,对于其他与上述四种行为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的概括规定。当某一行为与这4种行为相当,就可以认为该行为是“其他危险方法”,此时法律解释方法为文理解释;当某一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比上述4种行为方式更甚时,依据逻辑上存在的包含关系以及事理上存在的“当然道理”,其同样是“其他危险方法”,此时运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即为当然解释。无论如何对于“其他危险方法”的解释都与类推解释无关。虽然有些情况下,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难以廓清,但二者的解释路径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首先,二者的适用前提不尽相同。正如前文所述,类推解释是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援引相类似的条文加以适用。也就是说,待解释事项原本不能为法条的含义所包容,仅是依据二者之间存在的类似性而加以适用。而在当然解释中,待解释事项虽未在法条中“明确规定”,但根据逻辑上与事理上存在的当然性,可以认为该事项已为法条的含义所包容。前者的法律适用“于法无据”,而后者则是“依法适用”。例如,由于“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刑法规范无法包容“真的军警人员抢劫”的情形,所以后者适用前者的刑罚规定,显然是“于法无据”的类推解释,而非当然解释。   其次,二者的推理方法也不尽相同。当然解释的推理过程为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其大前提就是刑法规定,小前提是待解释事项,也就是案件的事实,而结论是确定的刑罚裁量。在该演绎推理的过程中,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与作为大前提的刑法规定之间有包含关系,从而直接得到结论。而类推解释运用的是类比推理,首先寻找案件事实,也就是待解释事项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相似性,然后以此相似性为依据,推断出案件事实的处断也应当依据该类似法律规定的结论。   最后,二者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不同。虽然当然解释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但是可以通过对解释限度的控制使其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内进行。然而,类推解释的结果是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律适用,其适用前提决定了该结果不可能为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容。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不可两立”的特点。   三、当然解释的限度   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当然解释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体现在演绎推理的过程中,表现为逻辑之当然与事理之当然的统一。此外,当然解释还要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检验,以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为其解释的限度。易言之,无论当然解释的依据多么充分,演绎推理多么缜密,当这一当然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时,解释结论就不能成立。当然解释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律适用,作为其合理性重要来源的解释依据是逻辑之当然与事理之当然的统一。对于这一解释依据,在当前的教义解释学研究中,各学者的认识并不统一,存在过度依仗事理上之当然而忽视逻辑当然的情形。尤其在“举轻以明重”的入罪环节,当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法条明文规定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时,强烈的善恶观会促使解释者认为对该行为适用相应的刑罚似乎更加“理所应当”。然而,“社会危害性更强”仅为当然解释提供了事理方面的合理性,对于逻辑的当然性的判断,还需我们以中立的目光不断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去寻求事实之于规范的落脚点。而后一过程才是决定当然解释能否成立的关键。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认定某一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应当受到更轻处罚的“举重以明轻”的出罪解释中,对于逻辑当然性的要求可以适当弱化,这种“弱化”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被告人的价值取向,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之义。但在入罪“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中,必须把握事理之当然与逻辑之当然的统一,强调待解释事项包含在法条规范含义之中,也即在法律规范之中存在待解释事项的“落脚点”。以落脚点是否明确为考察对象,将教义解释学中的当然解释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待解释事项在刑法规范中有明确的落脚点。如《刑法》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的,处……,(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则抢劫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由于其比盗窃、胁迫的方式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性质更加恶劣,在事理上当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并且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条规定中存在“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兜底性规定,而“抢劫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属于“其他不正当手段”,该行为在此法条中存在落脚点,故而将抢劫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定罪处罚也存在逻辑上的当然。再如,《刑法》第358条第3款“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罪”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由于存在“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规定,比招募、运送人员性质更为恶劣的行为,如充当打手的行为同样在该条中存在确定的“落脚点”,即逻辑的包容性。所以根据当然解释,为组织卖淫的人充当打手的行为同样可以成立协助组织卖淫罪。相比之下,此种情形的当然解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较为明确,是最理想状态的当然解释。   其二,待解释事项在刑法规范中有落脚点,但落脚点不明确。如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抢劫枪支的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抢劫普通财物的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对于抢劫枪支的行为,由于其行为性质更加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也理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并且枪支同样可以解释为抢劫罪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抢劫枪支的行为在抢劫罪中存在“落脚点”,由此解释的结论似乎理所当然的指向了抢劫罪。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当然解释依然是片面的。根据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中的相关规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该答复强调了“行为”与“罪名”之间的区别。《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而非罪名。所以,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了抢劫枪支的行为,理应受到刑罚处罚,并且该行为的落脚点是《刑法》第121条第2款抢劫枪支罪而非第263条抢劫罪。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行为人盗伐林木,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能否直接转化为抢劫罪的问题上。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伐林木的行为比盗窃普通财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在盗伐林木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理应转化为抢劫,事理上的当然性无可非议。然而在逻辑当然性的判断上,即落脚点归于何处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自然只限于侵犯财产罪一章所规定的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因为其他特殊类型的盗窃、诈骗、抢夺既然刑法规定了单独的罪名和法定刑,就有别于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认为实施这类犯罪也有可能转化为抢劫罪,这同样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24}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根据上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的精神,《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的刑法规定应当是指实施盗窃行为、诈骗行为、抢夺行为,而非指犯第264条的盗窃罪、第266条的诈骗罪、第267条的抢夺罪。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也间接说明了笔者这样理解的合理性。该文件规定了5种情形,在此5种情形下,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为达到“数额较大”,但如果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应当转化为抢劫罪。由此可知,在仅实施了盗窃、抢夺、诈骗行为,未构成盗窃罪、抢夺罪、诈骗罪的情形下,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同样可以转化为抢劫。所以,《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同样为盗窃林木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转化为抢劫罪提供了当然解释的逻辑“落脚点”。   其三,待解释事项在刑法规范中没有落脚点。这种情形下当然解释仅具有事理之当然,而没有逻辑之当然,所以不能成立。如上文提及的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其虽然比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性质更为恶劣,但《刑法》第329条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中并没有抢劫国有档案行为的落脚点,该行为并不包含在此条刑法规范的含义之中,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抢劫国家档案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再如,抢劫或者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行为的确比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但《刑法》第262条拐骗儿童罪同样没有抢劫或者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行为的落脚点,抢劫、抢夺不能认定为拐骗儿童罪。有学者认为,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窃取要求的前提下超出了抢夺、窃取的要求,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25}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实属牵强,不同犯罪有不同的犯罪构成,不同的犯罪构成代表了不同的行为定型。此外,还应当注意词语在刑法规范与日常用语中的语义区别。以“抢劫”和“盗窃”为例,在刑法规范语境中,他们属于不同种类的侵财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抢劫强调侵财的同时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益,而盗窃强调以秘密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财产,两种行为类型意图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两行为类型之间是质的差异,而非“超出与被超出”的量的区别。所以,不能将抢劫行为解释为抢夺、抑或盗窃。否则犯罪构成将失去其行为类型的法定性,刑法规范将出现此罪与彼罪界限模糊的混乱局面。   四、结语   面对不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案件以及相对静止的、抽象的成文刑法规范,在事实与规范的对接中,解释者具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刑法解释学正以“显学”的姿态在刑法学研究中蓬勃发展。无论是身处“江湖之远”的书生学者,还是位居“庙堂”之上断案量刑的法官,都有解释法律的冲动和权利。许多时候,解释者声称某一法律规范语义“模糊”,人们也就轻易接受了这种声称。然而慎思之,“争议之发生并非由于法律语言本身‘含糊\\’,而是由于人们对该法律应当涵盖适用的范围有争议,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力图将他们赋予的含义确立为该法条或语词的含义。”{26}这并能证明理论研究的繁荣,相反却多少影射出当下理论研究中的“浮躁”。   所有的解释学都是对文本加以理解的技术,一切法律解释都必须基于文本规范。当然解释并不是想当然,并非简单的“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其与类推解释存在本质的区别,当然解释必须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检验。当然解释所面对的案件事实必须在刑法规范中存在“落脚点”,文本规范之含义依然是当然解释的依归所在。惟有遵循此限度,当然解释才可成为一种有效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刑法解释方法。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   {2}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5页。   {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4}吴丙新:《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法学论坛》2001年第5期。   {5}齐文远、周详:《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6}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7}参见周光权:《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江汉学刊》1999年第6期。   {8}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9}参见杨书文:《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10}参见陈兴良:《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11}同前注②,陈兴良书。   {12}同前注①,张明楷文。   {13}参见欧阳竹筠、杨方泉:《刑法当然解释略论》,《河北法学》2005年第5期。   {14}金泽刚:《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5}同前注13,欧阳竹筠、杨方泉文。   {1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17}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18}如驾车在闹市横冲直撞的行为与放火、爆炸、投毒的行为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上存在一致性。   {19}同前注①,张明楷文。   {20}参见周清水:《以收养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走他人婴儿行为应如何定性》,《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5期。   {21}同前注?,张明楷书,第717页。   {22}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23}薛瑞麟:《论刑法中的类推解释》,《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24}刘明祥:《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25}同前注①,张明楷文。   {26}同前注⑧,苏力文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本文系司法部2013年中青年课题《刑法解释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SFB30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市一流学科(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建设项目成果。

当然解释属于篇3:体系解释的思维依据

司法实践中,充满了体系性思考,体系性思考是体系解释方法的核心思维形式。法律体系存在形式上的“外部体系”及实质上的“内部体系”之分。外部体系的完整性为逻辑推理提供规范性指引,内部体系的不冲突性、无矛盾性为明确推理之前提提供了实质性支持。融贯性是法律解释所欲达到的目标。制度性解释规则相比于思维性规则来讲,其重要的作用在于简化裁判者思维过程,减轻法律论证负担,以一种法律规则式形式确立为司法实践必须要遵守的规则。要想实现法律体系中概念、规则、原则,甚至是法律理念的融贯,还必须借助一些司法实践总结出的思维规则,用于指导解释过程。 CLI.A.1235847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体系存在内外之别   通常认为,体系解释就是要把解释的对象置于上下文、法律部门或整个法律秩序当中阐释解释对象的含义,避免断章取义、片段化地理解解释对象。显然,这是在狭义的角度理解体系解释。因为面对一个法律规范,单纯依靠形式性逻辑所指涉的上下文或者整体有时并不能获得解释对象确切含义。因为,法律的适用不仅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还包括法学原理和法律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在法理学层面上,法律解释所依据的法律体系还包括法律知识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学原理体系、法律渊源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等。[1]   在拉伦茨看来,法律规范之间并非彼此无关地平行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解释规范时需要考量该规范之意义脉络、上下文关系体系地位及其对该规范的整个脉络之部分之功能为何,并且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其中若干思想、原则,在今日甚至具有宪法位阶,诸多规范之各种价值决定得借此法律思想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并因此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2]不难看出,体系解释方法中的“体系”不仅涉及形式上的“外部体系”(形式性体系)中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即依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之抽象、一般概念式的体系;有时还需要考虑作为“内部体系”(实质性体系)的法律规范之间的意旨或目的,表达法律规范的基本评价任务,用于解读条文之间的含义,解决规范之间实质性价值冲突,因为法学中除概念体系外,类型、主导思想、须具体化的原则以及规定功能的概念,构建了其他体系的思考依据。[3]   解释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如何协调解决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体系性思考的核心,也即体系解释方法功能发挥所面临的困境。因此,体系解释不仅解释相关概念含义的问题,有时它也涉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尽管,体系解释所依赖体系化思维是法教义学的要求,法教义学所建构的法的外在形式为体系性思维提供了基础,但如何调节法教义学的确定性与创新性、封闭性及开放性之间关系,开阔体系解释思维领域,为法律续造或漏洞填补提供资料将成为法的内部体系思考的问题,并且需要将内存于法秩序中的“内部体系”描述及显示出来。可以讲,体系解释的体系化思维依据并不限于法律体系的外部形式,法律体系的内部形式对于化解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及在漏洞补充提供资源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如何实现内外体系之融贯,也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二、外部体系是指依形式逻辑建构的抽象及一般的规范体系   杨仁寿认为,“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项款之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称为体系解释。”[4]意在指明体系解释之“体系”存在形式上条文关联解释及实质上相关规范法意阐释两种类型。魏德士更进一步认为,体系解释这个概念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一方面用于对法律材料(Rechtsstoff)进行形式上的划分。人们称之为外部的、形式的秩序体系。另一方面就是按照人们追求的、协调的价值结构所形成的法律规范内部秩序。自菲利普·赫克以来,人们称之为“内部体系”,它指涉实质性的序位秩序(Rangordnung)、价值体系,是指将整个法秩序理解并解释为无矛盾的统一体或“意义整体”。[5]也即体系解释方法存在形式上的“外部体系”及实质上的“内部体系”之分。传统意义上的体系解释主要依据以逻辑建构的法律外部表现形式。   (一)体系化思考依赖于法律体系自足性   以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及法律原则等组成的整体性规范体系构成了体系解释方法的外部体系,“人们常常将规范之间的相互联系称为‘法律体系\\’。对整个法律秩序的与决策对象有关的规范进行总体性的并且尽可能不矛盾的梳理,就构成了体系”。[6]外部体系要求在解释某一法律规范时,需在这个规范总和内查找相关规范进行体系性思考,将解释对象的含义释明。体系解释的外部体系与法律制度的外部体系具有相同性,即都依据法的外在表现形式。   外部体系自主性首先意味着法律规范存在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法律文本的意义来源于其所处位置,首先依据作为整体的制定法,来解释其中某一条文的含义;其次依据同一法律部门的其他制定法,来解释某一制定法;再次,依据一个被设想为具有实质意义上的体系性、连贯性、完整性的法律,来解释某一制定法;最后,依据一个被设想为具有层级性的法律,来解释某一制定法。[7]法律的上下文脉络可以确定某段文字应作何解,同样的,法律的意义脉络也有助于个别字句的理解。[8]解释学循环是体系解释思维路径的一种直接表现,即理解法律文本需要借助整体性法律规范加以理解,而要理解法律规范则需理解部分法律文本,以此循环往复。比如在刑法领域,不同的罪名被规定在不同的法条之中,但是不同罪名之间可能就行为主体、行为手段、罪过内容、侵犯的法益、犯罪对象等方面存在相似性,要想正确理解某一条文规定,就必须考虑“家族相似”的规定,以防违反罪刑法定等原则。是故,外部体系的运用主要是借助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来确定解释对象的含义,“使法条与法条之间,法条前后段间,以及法条内各项、款间,相互补充其意义,组成一完全的规定,确具意义”。[9]   其次,外部体系自足性要想发挥作为体系解释依据的作用,必须具有整体性。力求法律体系的整体性或完整性是法教义学一直致力达成的目标,“解决法律秩序内表面矛盾的不同法律规定的‘竞争\\’(Konkunenz)学说,构成了法律教义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0]法教义学试图通过建构一个完备的、自洽的、形式上无矛盾的“公理式”规范体系来指引人们行动,通过缜密的形式逻辑建构,只需裁判者寻找到法律规范直接依据演绎推理就可达至法律规范目的。一个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不仅可以将复杂的社会关系抽象简单化,还可以为裁判者解决具体纠纷提供具体详实的规范依据。   体系解释方法依据的外部体系试图在对某一法律规范解释时,能够通过其他自足的法律规范提供意义指引,避免单一地解释文本含义,以实现该法律文本意义与整体法律规范目的的融贯,而无需借助其他法源形式用于辅助对象含义获得。“对于法律解释来讲,从(待解释之语词所处的)法律体系当中尤其可以获得关于法律之正确涵义的语言标准、逻辑标准和目的标准。”[11]比如当我们涉及责任能力这一概念时,民法与刑法拟制性规定并不一致。《民法通则》11条规定,年满18周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如果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将其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若没有,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刑法》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起点为16周岁。但如若已满16周岁没有收人来源的触犯刑法,其民事侵权责任该如何承担。《侵权责任法》32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尽管民刑相关规定对年龄划分存在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因年龄问题带来责任无人承担的现象。法律规范体系犹如蜘蛛网一样,将各种行为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等事无巨细地囊括在内,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刻准备着提供裁判依据。“体系解释的第一步基于这样的思想: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债权、物权法)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12]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休戚相关,法律外部体系的存在为理解解释某一位置的法律规范提供了指引。[13]   (二)外部体系要求解决法律漏洞问题   外部体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法律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即依赖于法律规范所构建的“规范之网”的完备性。但作为立法集体理性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抽象性、静态性、孤立性等诸多特点与滞后性、开放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诸多局限,因而不能自动地与呈现出具象性、动态性、复杂性、牵连性的个案事实形成恰当的对应关系。”[14]外部体系完整性所遭遇的最大困境是法律漏洞问题。任何法律体系都存在漏洞问题,即便是系统性法典,也无法避免立法者疏忽或刻意回避、时代变迁等所带来的漏洞。要求外部体系完整性的意义在于,对某个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时,为避免孤立理解文义,需要借助其他规范进行解释,即每一个法律规范在整体性法律规范体系中都应有相互关照的规范用于辅助文义地获取;或者即便是无法寻找到相互映衬的法律规范,但至少应该存在可以对该案件事实进行评价的法律规范,在裁判者无法通过上下文或法体系思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该规范涵摄案件事实。显然,法律漏洞属于不存在相关裁判规范情形,属“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需要裁判者创造裁判规范,进行漏洞填补。   存在法律漏洞,并不会对外部体系的完整性产生实质性影响,裁判者可以依漏洞补充方法将其填补,使法律体系趋于完善。填补漏洞的工具有多种,比如类推、反向推理、目的性限缩、事物的本质及法官造法等方式。[15]而这其中类推与当然解释存在相似之处。当然解释思维路径为以小推大、以大推小,即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比如《民法通则》99条关于姓名权、名称权的规定,本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即然没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盗用、假冒都是一种对名称权的侵犯,那么以营利为目的的盗用、假冒当然也构成对姓名权的侵犯。[16]《民法通则》99条第2款规定了法人、个体工商户等享有名称权,但并没有规定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及假冒的条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他法人就可以冒用、盗用其名称呢。法人与公民个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其名称权也受到法律保护,在出现其他法人盗用、假冒法人名称的时候,尽管并未明文规定,但比照公民姓名权的规定,依然可以规制盗用、假冒法人名称的行为。此种方法便是类推适用。类推与当然解释都不是建立在形式思维逻辑上的法律适用方法,两者都有价值评价性,都是借助相似性规定进行的推理活动。杨仁寿认为,体系解释方法包含了限缩解释、扩张解释、反对解释(反面推理)及当然解释等四种解释方法。[17]而反对解释与当然解释也是漏洞填补的方法。[18]因此,体系解释方法的外部体系要求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整体应该尽量完整,而即便出现了诸如法律漏洞等现象,依然可以通过体系解释方法将其补充完善,实现形式体系的完整性。   (三)外部体系为法律概念、规则解释提供解释依据   佩岑尼克认为,“系统性论据居于法律学说的核心。因此,在解释某一制定法条款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为理解这一条款而作出贡献的其他条款。”[19]形式性外部体系为阐释相关概念、条款,寻找具体裁判依据及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使法律解释结果在逻辑上与整个法秩序保持和谐统一,至少能够做到与同位阶或者更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不相冲突。   一般认为,法律规范是由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及法律原则构成,法律概念是理解法律规范的起点。一方面,立法者将人们生活中日常用语概括化并按照法律行文要求将其定义化;另一方面,立法者又通过不断创设某些特殊术语使法律规范具有专业化。可以讲,法律概念其实就是“描述行为和事件的各种法律用语”[20]。描述性法律概念是明确的,它是立法者将抽象的社会事实概念化、抽象化、具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即便是描述性的法律概念也存在不明确的情形。比如刑法中有关判决确定、判决宜告及判决生效的法律概念,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判决确定视为判决生效。[21]“法律概念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立法者将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予以概括,实现以简单规则应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目的,每一个法律概念都有其特殊的含义。”[22]单纯依托法律概念所在的法律条文解释相关法律概念,无异于作茧自缚,它限缩了解释者视阈范围,并且在不借助其他相关解释性概念及条文的情况下,它又扩张了解释者的自由裁量权,张扬了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系解释方法中的“同一术语同一含义规则”也反向说明了不同的专业术语在某些情境中应作区别对待,而非一概想当然地认为具有同一含义,否则它将违反体系解释的不赘言要求,即“每个法律规范都应该具体有一个自己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规范的整体适用范围被包含在另一个定有相同法律效果的规范中,这个规范便成为多余,法律中不应该存有这样的规范。”[23]   尽管法律规则力求具体、精简、抽象,以简单规则应对复杂社会现象,但法律规则的语言在某些情境下也存在不准确的弊端,不是所有的法律语言都能通过人为定义的形式实现精确化。语词的多义性、语义的不确定性及语词含义的变化性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律规则确切含义。通常认为在刑罚领域因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因关涉到公民人身自由,刑法语言最具有规范性,刑法语言精确性程度高于其他法律规范。但理解一个刑法条文也并非那么简单。《刑法》272条、第273条和第384条分别规定了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与挪用公款罪三个罪名,其中挪用资金罪属于完整表述,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的行为,挪用公款罪则属于援引性表述,即在非国有公司等从事公务人员发生符合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需要援引384条按照挪用公款罪来处理。而384条第2款规定的挪用救灾等物资与273条挪用公款罪又颇具相似性,但通过细心解读会发现两者责任主体不一致。“如果我们孤立地面对这一条时,就难免会认为其与挪用公款罪存在交叉与重叠,解释者很难确定其中的‘挪用\\’是否包含挪归个人使用。”[24]再比如《侵权责任法》47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该条明确指出了侵权人主观存在故意,即明知产品有缺陷还进行销售,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申请惩罚性赔偿。而被侵权人不仅有权申请惩罚性赔偿,其也当然有权提起侵权赔偿。关于侵权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则需要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规定进行明确,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则需借助该法第49条及51条进行进一步明确。可以讲,即便是法律规则,有时也需要援引相关法条明确含义,也即需要把解释对象置于同一法律部门或不同的法律部门之中进行体系解释。   三、内部体系实现法秩序价值评价上的统一性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者更多的在狭义上认识体系解释。[25]对于狭义上主张法律体系形式完整性学者来讲,其最大的担忧在于一旦涉及到内部体系,体系解释将与目的解释很难区分。但是,“惟法律体系仅属法律之外的形式而已,利用体系解释如过于机械,拘泥于此项形式,忽视法的实质目的或法意,亦非妥当。”[26]内部体系主要涉及法秩序的内在意义关联、目的的融贯,要求法律概念及法律规则的解释不能违背规范意旨,要将评价性的法律原则进行具体化解释并与相关规则相协调,尤其注重不同规范之间的抵触与不一致现象,在结合整个法秩序解释相关规范时,实现价值体系及实质目的统一性。   (一)作为体系化思维依据的内部体系不应出现评价性矛盾   王泽鉴指出,法律的内在体系(innere Systematik),是指法律秩序内在构造、原则及价值判断。在解释方法上应该注意两点:一是为维护法律用语的同一性,同一概念应该作相同解释,二是须使下位阶的法不与上位阶的法发生矛盾。[27]普珀也指出,体系解释应该遵守四个要求:无矛盾要求主张法律不存在自相矛盾,不赘言要求主张法律不说多余的话,完整性要求主张法律不允许规定漏洞,体系秩序要求主张法律规定的编排都是有意义的。[28]其中不赘言及完整性要求构成了外部体系要求,而无矛盾及体系秩序要求则属内部体系要求。可见,“系统思维不允许出现明显的评价矛盾”[29],参照内部体系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依据法秩序的实质性目的化解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   首先,要想化解法律秩序内部的矛盾,实现内部体系的统一性要求,就必须认清矛盾的类型。“法律适用者必须将法律(与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相互联系的内容与价值评价的统一。”[30]恩吉施指出,不同矛盾类型都有自己特殊的范围和特殊的方法论含义,主要涵盖了五种矛盾类型:制定法的技术矛盾、规范矛盾、价值矛盾、目的论矛盾及原则矛盾。[31]制定法技术冲突主要涉及相同的概念在同一法律部门或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存在意义不一致性。比如刑法领域中的“暴力”,不同法条之间对其规定存在不一致性。就“占有”概念来讲,民法中通常称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而刑法中则强调“非法占有”,“占有”之前加上不同的限定词存在不同的含义。规范矛盾主要是指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相互矛盾性。这些规范可以是同一位阶的,也可以是不同位阶的。价值矛盾主要是指同一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之中存在价值冲突问题。比如,刑法领域,刑法主要目的在于打击犯罪,而刑法也要求保障被告人权利,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刑法精神。在私法领域,关于继承的规定要求保障胎儿的继承权,对胎儿要留有一定份额,但在刑法领域中,主动性流产是否视为故意杀人则存在一定争议,即便是《民法通则》中拟制认为公民权利起源于出生,但这并不意味者在伦理上接受这一拟制性规定。这也印证了因价值追求不同导致私法领域中关于胎儿权利能力规定的矛盾性。目的论矛盾只要是指规范的手段与规范的目的之间存在冲突。法律漏洞可以视为一种目的论矛盾。规范想规制一种行为,但既存的规范又缺少对该行为的规制。原则矛盾是法律规范不可避免的,恩吉施将其称为不和谐,我们通常一方面强调法律的正义性原则,一方面又强调法的安定性原则,安定性原则与正义性原则在某些情境下存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讲,制定法技术矛盾与规范矛盾,可以通过外部体系解决,而诸如价值矛盾、目的论矛盾及原则矛盾则需要靠内部体系化解。   其次,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矛盾化解,需要考虑法律规范的层级结构及规范的实质性目的。“内部存在矛盾的法律秩序将损害对一切公民的、统一的法律标准的要求,并因此损害法律平等的要求。”[32]法律体系的无矛盾性及一致性可以通过解释予以实现。为此,法律体系发展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33]在我国的法律层级中,宪法处在最高位阶,合宪性解释便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判定下位法是否与宪法精神相违背。另外是基本法律—一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相对效力等级。体系解释之所以能够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原因在于其着眼于解释对象在整个法部门体系乃至整个法秩序中的地位,避免割裂其与相关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通过对法律意义脉络的追寻及法律目的的探讨,得出更为具体确切符合规范意旨的含义。最高法院也曾对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出台过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 96号》中曾归纳了11种关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形[34],尽管它针对行政法领域适用问题,但对其他部门法律适用也提供了思维引导。即在法律规范之间冲突时,可以依据法律效力等级,遵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解释规则化解。但对于同一位阶法律规范的“不一致”现象,则不能依此规则解决。司法实践已经总结出“不一致”解释规则,即新法优于旧法(后法优于前法)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解释规则。实质上讲,借助内部体系进行解释已涉及解释的另一种功能;“促成个别法律规定间事理上的一致性。”[35]决定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关系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实质目的的考虑,“也就是说,对一个规范的解释应该得可能使其与整个法秩序追求的目的和正义观念保持一致,以使同等情况同等对待。”[36]   (二)内部体系功能发挥需要借助多元法源体系   区分体系解释的内外体系还涉及一个问题,即法源问题。以外部体系为解释依据的体系解释方法借助完整的、外在的、形式性既存法律规范,而内部体系的实质目的考量则不仅仅以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依据,它有时还需借助政策、法学原理、规范目的及解释者价值判断等构成一个综合的、立体的规范系统来阐释相关解释对象,以此为法律续造或者漏洞填补等问题提供解释性资源。特别是现如今法律规范众多,不同时间、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可能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制,如何在犹如迷雾般不透彻的法律规范系统中作出选择,不仅需要逻辑分析,更需要目的性考量。也正所谓,“体系解释很少可以与目的解释分开。”[37]法律解释具有价值导向性,无论何种解释方法,其既要探明文本含义,又要符合规范的目的,以实现规范之正义价值。   以法教义学原理构建的法律外部体系尤其以现存实在法为基础,试图通过严密的概念金字塔结构、明确性法律语词、规范性法律语言使杂乱无章、庞杂无序的众多法律规范形成一个有序性、明确性、一致性及关联性的逻辑自洽体系,以使司法过程中能够通过这一逻辑严密的体系选择裁判规范、推导出裁判结果。即便是在不存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也能通过这一规则体系提供的规范指引,以法理念等为前提填补法律漏洞,进行法律续造。   然则,司法过程不仅只有克制,克制下能动已成为司法规律。司法过程一方面通过严格适用法教义学提供的规范体系承担践行法律规则、遵守立法价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法律的更新、修补与完善的重任。后一责任的承担必然要借助法律解释予以实现。因此,法教义学提供的内在逻辑统一的规则体系只是一种静态的法的形式,司法功能的发挥还需要借助动态的法律渊源体系。法律渊源是立体化、动态化的法律规范表现形式,是充实法律规范体系并与法律适用紧密相连的规范内容的来源。   内部体系所涉的众多法源问题,尽管没有外部体系提供的规范性文件具有强制力,但它却限定了裁判者体系思考的范围,为裁判者解释及论证提供理论依据。外部体系提供的规范体系以正式法源为表现,以制定法最为代表,即一种权威性法律文件所明确的文本,而内部体系则多以非正式法源为表现,以事物本质、公共政策、道德伦理标准、社会惯习、合同、契约、先例、正义标准、法理、学说等为代表,是一种审判参考的裁判依据。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内部体系所指涉的法源问题为法治的确定性提供了可能。“法律是由权威机关发布的语言表达形式,然后由法官依照语言规则对其予以适用。这种描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语言规则的任何一种不确定性来看,法律都是不确定的。”[38]从语言学角度讲,借助语言学解释规则难以应付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不精确性、开放结构、不完整性、不可通约性、不可测度性等特征,需要借助外部解释资源予以辅助确定法律文本的含义。内部体系所提供的非正式渊源,不仅限缩了裁判者选择资源的范围,亦能通过所限定的范围节制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和毫无规律的创造。并且,非正式法源在某些情境下,亦能成为决定司法裁判结果的依据,使漏洞填补成为可能。此外,过于依赖外部体系所建构的裁判规范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会限缩裁判者的思考范围,并且严格依照法律文本含义可能会带来僵化的、荒谬的解释结果,需要借助内部体系所提供的正义之标准和社会习惯等资源来进行引导、监督与修正,进而实现法律规范之目的。   (三)内部体系可以为一般性条款及法律原则提供价值标准   对于法律原则来讲,其不仅具有补充、验证实证法正义之机能,亦能作为相关规范用于具体案件之中。法律原则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其是以法律伦理为基础建构的,法律适用过程其实就是实现法伦理价值的过程。法律解释具有价值导向思维,法律解释就是展现包含在法律原则中的各种价值。法律原则构成了法律内部体系的一个维度。“在实践中,他们常常有利于人们引用高层次的法律原则来纠正被法律适用者视为不尽人意的法律价值标准,并限制特定具体规范的效力范围。或者使确认并紧接着补充法律漏洞成为可能。”[39]法律原则通常以一般性条款及不确定法律概念为载体。   按照魏德士关于法律概念的描述性及规范性分类,“法律运用这一规范,就意味着适用者必须在具体情况下进行衡量,某些特别情况是否符合有关的价值判断。”[40]杨仁寿将这些带有价值评价性的法律概念称之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如《民法通则》7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中的“社会公德”“公共利益”及“经济秩序”等,看似明确的、甚或是通常意义下的法律概念,都含有价值评价性。判断一民事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德,不仅要看行为本身,还需要借助其他规范进行评价[41]。而诸如《刑法》114条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方法”则需要借助例示性条款中所列事项的相似性特征予以解释,何种行为与放火、决水等行为具有相当的危害性。相比于描述性概念,规范性概念或评价性概念解释更为复杂,所涉解释标准更为多样,可能存在于法律秩序之内(如“故意”“过失”),也可能存在于法律秩序之外(如《民法通则》4条“诚实信用原则”)。[42]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描述性概念还是规范性概念,其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情境的发展,确定的法律概念也会产生不确定性。并且,“形成抽象概念,特别是那些抽象程度日益升高的概念,虽然可以帮助提纲挈领,然而这些概念的抽象化程度越高,内容就越空洞。”[43]   承载法律原则的一般性条款也须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将其具体化,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则进行解释,明确原则内涵及外延,避免规则逃逸现象的发生。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原则有时并非独自起作用,不同原则之间存在协作与冲突的关系;法律原则之间也存在着位阶关系,不同法律原则代表了不同实质性目的的考量。我国立法实践中,通常采用总则与分则立法模式,总则中多为原则性规定。现在编纂的《民法总则》经过三次审议已在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其中第三次审议稿中的第133条规定: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在于司法者将立法者浓缩的具体价值规范在实践中予以展现,对于这些悬置空中的原则性规定,不仅不易转变为具体行动指引,而且极易引发权利滥用之险。对此,梁慧星教授曾指出,诸如中华优秀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等属于极为抽象的价值理念,133条中加此规定,使之沦为“摆错位置的空头口号”。[44]“虽然法律原则通常具有主导法律思想的特质,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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